二選一，你願意當捷運殺人事件死者的家屬，或是殺人者的家屬？
你沒有選擇，他們也一樣。
這不是他們自己選的，他們不知道今天會是這樣。即使是鄭捷的父母，天下沒有父母教育兒女的動機是想辦法毀了兒女的，父母都是照著自己的價值觀培育兒女，即使結果大出意外（每個家庭總是如此），終究父母無法預知，無法為此負責。鄭捷父母能為兒子負責的程度，不多不少，和所有父母一樣。
犯罪者的家庭，受害者的家庭，兩種家庭有相似的痛苦。有同等權利受保護。都需要周圍人們支持、寬慰度過難關。都需要公眾無條件接納：無論鄭捷父母是選擇認同復仇輿論或認同兒子，我們都承認他們其實無可選擇。接納這對父母不知道鄭捷犯案原因，因為從案發開始，人們才有機會想要去瞭解鄭捷。顯然他們親子之間有個痛苦的故事，但是你我都不知內情，所以別假裝我們能為此追訴父母罪責。
多數人明知媒體、鄉民私刑肉搜普通人不對，網路輿論卻飢渴地要求曝光鄭捷父母是否國民黨背景。不對的事，並不會因為用在你心目中惡人身上，就變成對。過去幾個月來，我們抱怨國民黨官員、媒體對待倒扁紅衫軍和太陽花學運明顯雙重標準，因為如果人權保障是雙重標準；如果家屬不和犯事者劃清界線就活該連坐處罰；如果保障與否要看你是否討人喜歡而定，那麼每個人就得當心，未來遭逢變故時，自己應有的人權，標準會操縱在那些對你抱持偏見的人手中。
● 親子控制的界線
每次普通人犯過，媒體與網民便鼓譟，要求犯事者出面道歉，要求家屬出面道歉，特別要求犯事者的父母代理道歉，這當然是要家屬對嫌犯劃清界線，把嫌犯交出來任憑我們為所欲為。
首先討論代理道歉是可能的嗎。
通常案發時犯事者尚未產生悔意，不會道歉。父母沒有犯罪，但如果照實說「發生這樣的事，我們心裡很難過」，當然群眾不滿，視為置身事外。所以父母沒有犯罪，卻須自稱罪該萬死，這不是道歉，是求饒。有人求饒，必有施暴先於求饒存在。鄉民對犯事者的恨意，痛罵宣洩得不夠，外溢到相關者身上。而總是歸咎父母，即使他們沒有犯罪動機。因為這是產權觀念：兒女是父母的財產。這是單向、無止境的隸屬關係。
世上沒人能代替別人道歉。如果有人能代替別人道歉，當然就也能代替別人求婚，代替別人娶親，代替別人決定她應絕食自殺以全守寡名節，在中國古代這些都是稀鬆平常的事，今天卻是犯罪。成年兒女不道歉，道德壓力讓父母搶著替兒女道歉陪不是，意思是：兒女為我所有物，我的意志在他身上凌駕他。兒女不道歉，我能夠並應該逼迫他就範。甚至不必徵求他回心轉意認可，我可以代替他表態。
網民認同父母應掌控兒女，把子女劃為父母的所有物，授權了父母剝奪子女的自由意志為所欲為，子女的自我被父母的自我籠罩而窒息。
台灣正是如此蠻幹。許多父母自覺有權利、有義務代替兒女選校系志願，防止他們行差踏錯。催促兒女去考軍公教鐵飯碗，追求父母理想中既得利益者的人生。過濾兒女交友，決定他們能不能搬出去獨立，能不能出國讀書或旅行，替他們到越南選媳，甚至決定新房能不能上鎖。母親看不慣女兒穿著清涼，把她新買的小可愛當場剪掉。女兒喜歡讀三毛寫浪跡天涯的書，母親怕她離家流浪，在後院把她的書當面燒掉。
不顧犯事者的意志，代替他道歉，這是一種我們視而不見的暴力。這種暴力是為了轉移另一種父母已經崩潰解體無法承受、可見的輿論暴力。
所有父母加諸兒女的暴力，都是社會常規加諸父母的暴力，價值觀的內化轉移。當父母告訴兒女「今晚不准睡覺，等你參考書全部寫完才可以去睡」，父母不是天性邪惡，僅是科舉社會的代理劊子手。在社會功利價值和兒女人本價值的微型衝突中，多數父母總是理所當然選了社會這一邊，未料對兒女最大的傷害莫過於此。如今網民要求鄭捷父母大義滅親，這社會呼聲正在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不斷沉默迴盪，驅使父母摧殘兒女而不自知。
鄭捷說，他殺人是為了藉死刑自殺結束痛苦。警方問他如果父母也在屠殺捷運車廂現場，他回答照殺。
要從父母手中救出兒女滅頂的自我，唯有每個人切身的反省。
● 人民生存的底線
然後我們討論代理道歉是應該的嗎。
哲學家柄谷行人曾寫到，案發後如果父母表態偏袒犯事兒女，總會遭受社會責難；然而父母當然應該偏袒兒女，如果連父母都棄守，兒女心靈最後防線也崩潰了。人不能處於如此絕境。
這話令我恍然大悟。為何美國法律禁止配偶上法庭作證反對被告，因為個人對國家、人群的忠誠，絕對不能凌駕於婚姻。保護一個人的關係圈，內圈首先是婚姻、親子，然後向外，是鄰里，親友，社區，鄉鎮，城市，接著才是國家，重要性遞減。但在獨裁國家，政府要求人民隨時準備為國犧牲生命財產，所以國家最重要，如文革紅衛兵口號「不愛爸爸，不愛媽媽，只愛毛澤東」。人必須不重要，所以台灣從小訓練我們不相信性善，習慣用權力、懲罰教人識時務守秩序。若有人出格，就該打罵；若打罵無效，就該逐出家門；甚至有人堅信，所有青少年問題都來自新式教育的不打不罵。
然而，個人一旦喪失最基本的精神保護，被剝奪到了極致，再也無可損失，在這種極限精神狀態下，他會如何傷人傷己，是沒有底線的。
連坐，乃白色恐怖時期，有系統迫害政治犯的手段。不僅對政治犯本人通緝、株連、繫獄、處決，警察在住家附近站崗，盤問、警告出入者，鄰里便知道要遠離這戶邪穢不祥之人以免遭殃。權力透過社區孤立他們的孩子、排除他們的妻子養家活口的機會，最深遠地傷害異己，也震懾了整個社區，殺雞儆猴。
台灣曾經向這樣的暴力與分化屈膝，至今媒體對新聞中的替罪羊都是追殺到死還不夠，證明極權的幽靈內化到每個人心中。我們對人權保障很陌生。我們生來就有，原應珍重的愛人本能，如今卻視如仇寇。
當媒體經年累月率領全國追殺替罪羊，創造一個反生命教育的國家，等到青年揮刀濫砍無辜，豈不是這種文化的產物。官員與其提倡樣板生命教育，不如政府放棄對電視頻道的準國營管制，對報紙的置入性行銷收買，媒體才可能正常良性競爭，放棄剝削消費普通人生命來求生存。
社會施壓父母，父母施壓兒女，兒女表面正常，但我們每個人內在如活火山醞釀膨脹著傷害。當傷害爆發，社會繼續以施壓父母、來要求父母代理施壓於兒女，仍以為問題來自施壓得不夠。這單向的極權控制繼續走下去，能有什麼活路？
當媒體把罪人家屬插了草標牽到觀眾面前，喊說「殺吧」，那就是考驗。考驗穿越困在野蠻清朝的你，能否回到二十一世紀。百年民主追求，能否在你身上開花結果。
（作者為金石堂書店商品總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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